行業動態
網絡著作權刑事保護熱點問題備受關注
近年來，網絡侵權盜版問題越來越被重視，我國對互聯網領域著作權的刑事保護也在不斷加強。然而，司法實踐中，在提供視頻網站鏈接地址是否侵權，“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如何認定，入罪標準如何統一等問題上還存在著較大爭議。本文針對網絡著作權刑事保護熱點問題展開討論，司法界和學術界介紹了對于爭議問題的不同思考，希望能為互聯網領域侵犯著作權刑事立案與審判提供相應參考。
數字化時代，網絡傳播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在網絡中實現數字化，并通過上傳、下載程序被大量復制和傳播。這種便捷的復制與傳播加速了知識的普及和交流，但同時也給著作權的保護帶來嚴峻挑戰。
近年來，多部門聯合部署的“劍網行動”嚴厲打擊了未經許可非法下載、傳播他人作品的違法犯罪活動，但在司法實踐中，什么是“復制發行”行為，如何認定“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和“以營利為目的”，以及如何界定入罪標準中的“件（部）”等問題，還存在爭議。
近日，北京市海淀檢察院召開“互聯網領域著作權刑事司法保護”研討會，公、檢、法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著作權行政主管部門有關負責人、專家學者、企業代表等圍繞網絡視頻侵犯著作權刑事保護問題展開交流研討。
網站侵權模式分析
近年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辦理了多起有影響力的互聯網侵犯著作權案件。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法制處處長梁兆紅總結出互聯網視頻領域侵犯著作權犯罪基本運營模式中的兩個步驟。
第一步是建立或者運營無資質的網站，利用采集軟件采集文字作品或視頻資源。嫌疑人在互聯網上通過注冊完成網站的初步建立工作后，租用服務器，并從網絡上下載采集軟件，經過編程設置后，采集軟件會自動采集文字或視頻資源，存儲在其租用的服務器上。嫌疑人建立的這些網站很多都沒有在工信部進行ICP備案登記，有的嫌疑人甚至買一個已經建好的網站開展后續運營活動。
第二步則是在網站上刊登收費廣告，依靠廣告點擊量獲利。嫌疑人同各類廣告聯盟進行合作，在廣告聯盟注冊會員后，廣告聯盟會發給其廣告編程碼，嫌疑人將廣告編程碼輸入自己建立的網站上，網頁便會自動生成相應的廣告。用戶在瀏覽網頁觀看視頻或者閱讀文字作品時，投放的廣告就會自動或手動彈出。廣告聯盟通過與第三方支付平臺合作的方式，按照網站的廣告點擊流量按月將廣告費匯入嫌疑人的銀行賬戶內。
“復制發行”尚存爭議
據介紹，在許多盜版網站，服務器上存儲的并不是具體的作品，而是類似于“種子”的資源。單純提供視頻網站鏈接地址的行為是否構成侵犯著作權罪，在司法實踐中還沒有判決予以借鑒，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研討。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十一條明確規定，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他人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及其他作品的行為，應當視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所規定的“復制發行”行為。對此，北京海淀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處檢察官呂曉華提出，要想認定這種行為是“復制發行”行為，必須能夠認定其是“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但什么是“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常見的提供深度鏈接、搜索引擎、P2P服務等是不是“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存在較大爭議。
最高人民檢察院偵監廳知識產權處處長張建忠表示，因為難以認定行為人侵犯著作權為主觀故意，所以提供超鏈接、搜索引擎一般不能認為是“復制發行”。但如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對搜索內容有高度識別性、控制性，則可以認定為非傳統意義上的“復制發行”。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黃京平認為，“通過信息網絡傳播”就是“發行”，已經不再是“視為復制發行”。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劉科認為，搜索引擎、深度鏈接與信息網絡傳播權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給權利人帶來嚴重損失，一定要追究，且可以從片面共犯、不作為犯和共犯行為正犯化思路考慮。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檢察官孫鐵成認為，單純上傳不能一概認定為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但是如果以營利為目的，并且有一定的量，也可能構成犯罪。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三者雖各有側重，但它們是一個整體，不可偏廢；辦理知識產權刑事案件要從知識產權基本制度出發，不能片面孤立地看刑法法條；判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均要按照刑法的基本理論回歸刑法本身，不能隨意對刑法條文做擴大解釋。刑法條文是否修改以及如何修改都要尊重知識產權基本制度和刑法的基本理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劉仁文表示，刑法比較滯后，在互聯網領域也比較明顯，未來可能會入罪化處理。“復制發行”是一個定性問題，應當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現在不宜做擴大解釋，刑法盡量保守。
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刑法室主任李玉萍強調，網絡著作權保護應是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體，但是民事侵權的認定與刑事定罪上存在不一致。辦理刑事案件要注意民事方面的有關司法解釋。研究網絡著作權侵權案件時應注意掌握相關技術原理，要加強與權利公司及其技術人員的溝通交流。
自2013年8月起，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在北京市首家試行知識產權案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三審合一”。北京海淀法院副院長宋魚水從民事審判、刑事審判在審理知識產權案件中的判斷標準、分析方法、法律思維3個角度，闡述了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的基本思路，并著重強調，民事上提供搜索引擎、提供鏈接并不是直接侵權行為，在符合“避風港原則”的情況下，可以認定為不侵權。相應地，如果要在刑事審判中達到證明入罪的標準，應該遵循比較嚴格的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要求。如果個案定性困難時，應考慮民事、刑事的對接問題。
確權問題還須討論
根據《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一條的規定，“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一般應當依據著作權人或者其授權的代理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國家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指定的著作權認證機構出具的涉案作品版權認證文書，或者證明出版者、復制發行者偽造、涂改授權許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權許可范圍的證據，結合其他證據綜合予以認定。在涉案作品種類眾多且權利人分散的案件中，上述證據確實難以一一取得，但有證據證明涉案復制品系非法出版、復制發行的，且出版者、復制發行者不能提供獲得著作權人許可的相關證明材料的，可以認定為“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呂曉華提出，如果相關行政執法部門確認了涉案網站上全部影視作品系侵權傳播，但只有部分作品的權利人提交了擁有獨家網絡傳播權的授權文件，此情況下能否適用該司法解釋，將網站上全部作品都認定為侵權作品？
據梁兆紅介紹，在實際工作中，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會要求被侵權方出具被侵權作品的總數和被侵權作品的明細，提供著作權人的權屬證明文件及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著作權人作品的權利人需提供相應的授權許可文件，并將作品的權屬證明材料電子版刻錄成光盤隨卷移送，以方便后續證據審查的開展。
海淀法院民五庭庭長閆肅認為，民事法官把確權作為審理民事案件的第一步，即在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審判中，確定原告的權利，有權來起訴。原被告雙方攻防的第一個回合，一般都需要一個完整的舉證、質證環節。但在刑事案件審判中，確權工作一般是由偵查機關、檢察機關通過鑒定、權利人證明的方式完成，存在一定的差異，效果如何，效力如何，還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劉仁文主任強調，“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可以由行政執法部門認定，但這僅僅是一種意見，而不是結論。
入罪標準有待統一
《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于利用網絡侵犯著作權的定罪標準，從非法經營數額、傳播他人作品的數量、作品被點擊數、注冊會員人數等方面做出了規定，但由于存在爭議較多，實踐中大多采用傳播他人作品的數量合計在五百件（部）以上的的數量標準。
但在實踐中，對于這一標準卻有不同的理解。梁兆紅認為，在實際的案件中，被侵權的電視劇數量是以“部”還是以“集”為單位計算，被侵權的漫畫作品數量是以“集”還是以“卷”為單位計算，亟需相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這涉及的不僅僅是量刑問題，更是入罪問題。門檻過低會大大降低刑法的入罪標準，門檻過高則不利于對著作權的保護，如何在促進作品傳播和保護著作權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問題。
閆肅認為，對于“部”的理解，在民事審判上已經有統一認識，即對不分“季”的電視劇，以“部”為標準，分“季”的電視劇，以“季”為標準，電影類如《赤壁（上）》《赤壁（下）》應判斷為是兩部作品。劉科建議，可以考慮把成千上萬集的電視劇解釋為刑法上的“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否則一個90分鐘的電影與幾千分鐘的一部電視劇進行同一解釋，似乎有失公允。黃京平則認為，司法解釋中為“500件（部）”，對電影和電視劇應當平等保護，對電視劇和紀錄片，傾向按“件”作為計量單位。
除上述探討的幾個問題，互聯網著作權刑事保護還面臨很多難題。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北京師范大學刑科院教授宋英輝指出，點擊數、營利數額如何確定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發揮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在打擊犯罪和技術發展之間實現利益平衡需要研究。公、檢、法需要加強溝通交流，搭建平臺，具體案件需要具體分析。在具體案件中，是立法問題、司法解釋的問題還是實務操作的問題，需要分層次考慮。 （知識產權報 記者 竇新穎 通訊員 呂曉華）
數字化時代，網絡傳播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在網絡中實現數字化，并通過上傳、下載程序被大量復制和傳播。這種便捷的復制與傳播加速了知識的普及和交流，但同時也給著作權的保護帶來嚴峻挑戰。
近年來，多部門聯合部署的“劍網行動”嚴厲打擊了未經許可非法下載、傳播他人作品的違法犯罪活動，但在司法實踐中，什么是“復制發行”行為，如何認定“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和“以營利為目的”，以及如何界定入罪標準中的“件（部）”等問題，還存在爭議。
近日，北京市海淀檢察院召開“互聯網領域著作權刑事司法保護”研討會，公、檢、法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著作權行政主管部門有關負責人、專家學者、企業代表等圍繞網絡視頻侵犯著作權刑事保護問題展開交流研討。
網站侵權模式分析
近年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辦理了多起有影響力的互聯網侵犯著作權案件。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法制處處長梁兆紅總結出互聯網視頻領域侵犯著作權犯罪基本運營模式中的兩個步驟。
第一步是建立或者運營無資質的網站，利用采集軟件采集文字作品或視頻資源。嫌疑人在互聯網上通過注冊完成網站的初步建立工作后，租用服務器，并從網絡上下載采集軟件，經過編程設置后，采集軟件會自動采集文字或視頻資源，存儲在其租用的服務器上。嫌疑人建立的這些網站很多都沒有在工信部進行ICP備案登記，有的嫌疑人甚至買一個已經建好的網站開展后續運營活動。
第二步則是在網站上刊登收費廣告，依靠廣告點擊量獲利。嫌疑人同各類廣告聯盟進行合作，在廣告聯盟注冊會員后，廣告聯盟會發給其廣告編程碼，嫌疑人將廣告編程碼輸入自己建立的網站上，網頁便會自動生成相應的廣告。用戶在瀏覽網頁觀看視頻或者閱讀文字作品時，投放的廣告就會自動或手動彈出。廣告聯盟通過與第三方支付平臺合作的方式，按照網站的廣告點擊流量按月將廣告費匯入嫌疑人的銀行賬戶內。
“復制發行”尚存爭議
據介紹，在許多盜版網站，服務器上存儲的并不是具體的作品，而是類似于“種子”的資源。單純提供視頻網站鏈接地址的行為是否構成侵犯著作權罪，在司法實踐中還沒有判決予以借鑒，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研討。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十一條明確規定，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他人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及其他作品的行為，應當視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所規定的“復制發行”行為。對此，北京海淀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處檢察官呂曉華提出，要想認定這種行為是“復制發行”行為，必須能夠認定其是“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但什么是“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常見的提供深度鏈接、搜索引擎、P2P服務等是不是“信息網絡傳播”行為，存在較大爭議。
最高人民檢察院偵監廳知識產權處處長張建忠表示，因為難以認定行為人侵犯著作權為主觀故意，所以提供超鏈接、搜索引擎一般不能認為是“復制發行”。但如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對搜索內容有高度識別性、控制性，則可以認定為非傳統意義上的“復制發行”。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黃京平認為，“通過信息網絡傳播”就是“發行”，已經不再是“視為復制發行”。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劉科認為，搜索引擎、深度鏈接與信息網絡傳播權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給權利人帶來嚴重損失，一定要追究，且可以從片面共犯、不作為犯和共犯行為正犯化思路考慮。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檢察官孫鐵成認為，單純上傳不能一概認定為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但是如果以營利為目的，并且有一定的量，也可能構成犯罪。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三者雖各有側重，但它們是一個整體，不可偏廢；辦理知識產權刑事案件要從知識產權基本制度出發，不能片面孤立地看刑法法條；判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均要按照刑法的基本理論回歸刑法本身，不能隨意對刑法條文做擴大解釋。刑法條文是否修改以及如何修改都要尊重知識產權基本制度和刑法的基本理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劉仁文表示，刑法比較滯后，在互聯網領域也比較明顯，未來可能會入罪化處理。“復制發行”是一個定性問題，應當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現在不宜做擴大解釋，刑法盡量保守。
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刑法室主任李玉萍強調，網絡著作權保護應是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體，但是民事侵權的認定與刑事定罪上存在不一致。辦理刑事案件要注意民事方面的有關司法解釋。研究網絡著作權侵權案件時應注意掌握相關技術原理，要加強與權利公司及其技術人員的溝通交流。
自2013年8月起，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在北京市首家試行知識產權案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三審合一”。北京海淀法院副院長宋魚水從民事審判、刑事審判在審理知識產權案件中的判斷標準、分析方法、法律思維3個角度，闡述了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的基本思路，并著重強調，民事上提供搜索引擎、提供鏈接并不是直接侵權行為，在符合“避風港原則”的情況下，可以認定為不侵權。相應地，如果要在刑事審判中達到證明入罪的標準，應該遵循比較嚴格的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要求。如果個案定性困難時，應考慮民事、刑事的對接問題。
確權問題還須討論
根據《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一條的規定，“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一般應當依據著作權人或者其授權的代理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國家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指定的著作權認證機構出具的涉案作品版權認證文書，或者證明出版者、復制發行者偽造、涂改授權許可文件或者超出授權許可范圍的證據，結合其他證據綜合予以認定。在涉案作品種類眾多且權利人分散的案件中，上述證據確實難以一一取得，但有證據證明涉案復制品系非法出版、復制發行的，且出版者、復制發行者不能提供獲得著作權人許可的相關證明材料的，可以認定為“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呂曉華提出，如果相關行政執法部門確認了涉案網站上全部影視作品系侵權傳播，但只有部分作品的權利人提交了擁有獨家網絡傳播權的授權文件，此情況下能否適用該司法解釋，將網站上全部作品都認定為侵權作品？
據梁兆紅介紹，在實際工作中，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會要求被侵權方出具被侵權作品的總數和被侵權作品的明細，提供著作權人的權屬證明文件及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著作權人作品的權利人需提供相應的授權許可文件，并將作品的權屬證明材料電子版刻錄成光盤隨卷移送，以方便后續證據審查的開展。
海淀法院民五庭庭長閆肅認為，民事法官把確權作為審理民事案件的第一步，即在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審判中，確定原告的權利，有權來起訴。原被告雙方攻防的第一個回合，一般都需要一個完整的舉證、質證環節。但在刑事案件審判中，確權工作一般是由偵查機關、檢察機關通過鑒定、權利人證明的方式完成，存在一定的差異，效果如何，效力如何，還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劉仁文主任強調，“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可以由行政執法部門認定，但這僅僅是一種意見，而不是結論。
入罪標準有待統一
《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于利用網絡侵犯著作權的定罪標準，從非法經營數額、傳播他人作品的數量、作品被點擊數、注冊會員人數等方面做出了規定，但由于存在爭議較多，實踐中大多采用傳播他人作品的數量合計在五百件（部）以上的的數量標準。
但在實踐中，對于這一標準卻有不同的理解。梁兆紅認為，在實際的案件中，被侵權的電視劇數量是以“部”還是以“集”為單位計算，被侵權的漫畫作品數量是以“集”還是以“卷”為單位計算，亟需相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這涉及的不僅僅是量刑問題，更是入罪問題。門檻過低會大大降低刑法的入罪標準，門檻過高則不利于對著作權的保護，如何在促進作品傳播和保護著作權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問題。
閆肅認為，對于“部”的理解，在民事審判上已經有統一認識，即對不分“季”的電視劇，以“部”為標準，分“季”的電視劇，以“季”為標準，電影類如《赤壁（上）》《赤壁（下）》應判斷為是兩部作品。劉科建議，可以考慮把成千上萬集的電視劇解釋為刑法上的“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否則一個90分鐘的電影與幾千分鐘的一部電視劇進行同一解釋，似乎有失公允。黃京平則認為，司法解釋中為“500件（部）”，對電影和電視劇應當平等保護，對電視劇和紀錄片，傾向按“件”作為計量單位。
除上述探討的幾個問題，互聯網著作權刑事保護還面臨很多難題。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北京師范大學刑科院教授宋英輝指出，點擊數、營利數額如何確定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發揮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在打擊犯罪和技術發展之間實現利益平衡需要研究。公、檢、法需要加強溝通交流，搭建平臺，具體案件需要具體分析。在具體案件中，是立法問題、司法解釋的問題還是實務操作的問題，需要分層次考慮。 （知識產權報 記者 竇新穎 通訊員 呂曉華）
發布時間：2014/1/28 0:34:14[ 打印本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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